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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及其活动(一)

2017/9/6 10:42:18 来源:西北革命历史网 点击:

    1931年底,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高维翰(李杰夫)、省委军委委员荣自卿来到陕甘边境巡视游击队,并将部队改编为“西北反帝同盟军”。

    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,谢子长任总指挥,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,下辖三个大队:第一大队长赵连璧,第二大队长杨丕胜,第三大队长贾生财,第一支队长师储杰,下辖三个大队,第一大队长阎红彦(党员),第二大队长杨鼎、吴岱峰(党员),第三大队长雷恩钧、陈玉清(党员),警卫队长白锡林(党员)。当时,部队的政治质量是:第一支队各大队负责人大都是党员,全支队共有党员30多名,且掌握主要武装力量。但二支队各大队党员很少,仅有党员15名,且土匪成份占多数。当时队委会、省委决定清洗一部分惯匪,如赵连壁等。

    1932年春,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“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”时,全部武装齐集细嘴子场里,由旬邑县委地方党代表第五伯昌授旗。典礼大会上,由省委代表李杰夫、荣自卿和县委代表第五伯昌及总指挥谢子长等讲了话。军队统统打着镰刀斧头红旗。同时,所有武装战士都围着红绸子,骑兵战士的马头和马尾上也拴着红绸子。

    部队整顿后,开到旬邑县职田镇。这个镇子有8大土豪,经群众告发,完全逮捕枪毙,引起驻旬邑县国民党警卫团三营和旬邑民团出动。我红军次晨行抵杨坡头设伏。当敌进入我阵地前沿时,冲锋号吹响,我军集中火力,一鼓作气将三营歼灭。旬邑民团死伤数百人,缴枪300余枝,弹药无数,雇用数十辆牛车往回拉运,对不好的手工造枪及土造手榴弹全部架火烧毁了。

    1932年10月,陕甘游击队两袭保安战斗失利后,由于长期坚持游击战争,部队得不到喘息和休整的机会,主力部队只剩下1个连和34个老战士的排以及七八十名少年先锋队员;骑兵队也只剩下了几十匹马了。但敌人依然对我陕甘游击队进行残酷的“围剿”。针对这种情况,刘志丹、谢子长即率领游击队隐藏在南梁附近的二将川一带的梢林中。游击队在梢林里,既无粮饷接济,又无枪械补充,处境极度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,谢子长、刘志丹、阎红彦、杨重远、刘约三等共同研究决定,阎红彦、杨重远带领骑兵队南下耀县、照金一带活动,谢子长带二三十人枪,在关门子、艾蒿店、平定川、瓦子川一带照顾伤病员。刘志丹带领70多人,到合水县的拓儿塬一带,打富济贫,解决部队的过冬问题。杨森、黄子文带领60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。

    阎红彦、杨重远带领我们骑兵队,先经上畛子、小石崖、石底子、关门子、转角、马栏、马家店、衣食村、照金、北梁、卧牛村到了三原武字区。经过这么—个大圈,骑兵队既无战机可寻,又未搞到任何物资。此时,有的同志提出,骑兵队北上,设法搞些大烟土,以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。阎红彦、杨重远、刘约三等分析了情况,决定骑兵队习北上秦陇古道搞给养。

    随后,骑兵队北上,经过北梁到照金、香山、转向庙湾。骑兵队通过了民团夏老么(即夏玉山)的踞点灵底寨子,天明时到了灵底镇。骑兵队到灵底镇时,当地群众报告说,今早将有30驮大烟土向庙湾、耀州方向来。骑兵队闻讯,即刻赶到灵底镇与马栏之间的分水岭。刚做好准备,骑兵队就发现马栏方向的沟里来了50多驮兰州的烟商。阎红彦用望远镜尸看;原来驮的是水烟箱子。;他说,你们让大烟想出病了+有人说,十定有大烟√于是骑兵队将马拴在分;水岭韵东坡,战士们都埋伏在路两旁的树林里。当烟贩马队进入我埋伏圈时,战机即刻出击,将马队包围起来。

    骑兵队的战士用大刀将装烟箱一箱—箱砍开,原来每箱内有中层水烟,—层大烟包子。骑兵队从这50多驮的水烟箱子里搜出了380多包(每包150两) 大烟土。然后守骑兵队将大烟土装上了驮骡,向北急驰,经过小石崖、上畛子到了拓儿螈的段家庄,找到了刘志丹、谢于长。随后,队委会决定:用一部分烟土购买枪械子弹和衣物,一部分送交陕西省委。后经何世兴处购买了20多枝短枪和万余发子弹.

    部队在二将川、葫芦河休整一个星期后,由部队抽谓30多名战士和骑兵队,护送谢子长北上陕北,并给陕北特委、北方局各带大烟土5包,陕西省委10包。当谢子长等北上陕北途经安塞时,发现一由宁夏经三边、安塞贩大烟土的商人住在真武洞的大殿里。经过详细的盘查,又搞到大烟土180包。当日,即由谢子长、雷云亭代转陕北特委和陕西省委。谢子长,雷云亭等走后,骑兵队向北前进,在徐家沟又遇见陕西韩城大奸商马贩子赶了300多匹马。骑兵队又用大烟土换了30多匹马,随即南下二将川,与刘志丹会合。

    我骑兵队在马栏和陕北安塞真武洞两次缴获烟土560包,不仅接济了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,而且装备了陕甘游击队。这是骑兵队南下马栏、北上真武洞搞给养的成绩。


    1932年11月,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拓儿塬汇合,后经淳化、耀县到达宜君境内。12月,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,正式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。在红二十六军建立后,接连打了不少胜仗,壮大了革命力量,但由于杜衡执行“左”倾机会主义路线,迫使红二十六军南下遭到失败。

    1933年6月间,红二十六军从照金根据地出发,当部队南下到三原北边的二台村后,在嵯峨山上的一个小学召开了会议。天黑后,部队紧急集合,召开全军大会。杜衡首先讲话,大意是:部队今天要转移方向,南渡渭河,到商雒一带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。其理由是:一是商雒山势险要,“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”;二是南山富,北山穷;三是据南山可威胁西安,既能切断陇海路线,又可与陕南的红二十九军会合,取得支援等等。接着刘志丹讲话,宣布行军序列:骑兵连前卫,红二团和随营学校居中,少先队押后。行军路线是洪水镇、泾阳、高陵,然后南渡渭河上临潼山。当即就宣布出发。

    部队出发后,先到洪水与地下党接头,并找了向导,在此停留了—个多小时,继续南进。经泾阳城东,到达高陵的渭河桥渡口,在这里收缴了反动民团的十几枝枪,接着上船渡河。在三原,杜衡借口要回省委汇报工作,携带了20两烟土、50块大洋,1疋蓝绸子,骑上毛驴,离开部队到西安去了。不久,省委在西安开会失密,遭到破坏,杜衡被捕叛变。

    杜衡走了后,部队继续行进,来到灞桥,适逢杨虎城部一个连正在上操,枪架在操场上,我们乘机收了敌人的枪。这时,敌人又从灞桥开来10辆卡车,载着毛巾、被月趿保险刀等物资,我们截获了这批汽车,并给战士分发了车上的日用物品。杨虎城闻讯后,下令西安戒严,急调驻在渭、华地区的警备旅,在各交通要道布防,阻我前进;并调商雒一个团在南山坳口阻截,又以一个旅的兵力尾追。这时我们有一部分步兵就乘缴获的汽车,来到临潼山脚下的岔沟里,等全军到齐后,打坏汽车轮胎,全部上了临潼山。在这里,我军与追击的敌军一个团又发生激战,打退了敌人的进攻,并以急行军的速度,连续一天—夜,甩掉了敌人,到达了渭南县东关,汪锋等同志找地下党了解情况,寻找向导,略事休息,旋即进入秦岭。

    部队行经蓝田许家庙,遇见拦截我军的民团,又折回厚子镇。这时敌人追上来了,我军被包围。在刘志丹的指挥下,全军奋勇作战,终于杀出—条路,突围到两岔河。敌人又追上来,我们打了—个埋伏仗,消灭一部分敌人。继之又在厚子镇消灭了敌人—个民团,以后部队进入商县境内。刘志丹这时给商县霸龙庙民团团总李凌玉写了一封信。大意是我军行军至此,粮食、军火困难,请他帮助。送信时还给李一头骡子。李回赠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。部队继续行进,到达蓝田张家坪一带。

    这时,敌人已对我军形成层层包围之势。尾随的敌人跟着赶上来了,情势危急,志丹看形势不利,就召开了队委会,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。会议决定:丢掉辎重马匹,轻装上阵,在强敌包围下,分成几个小组,分散出击,保存实力。会后,各自部署还未就绪,敌人就3路围攻,直冲上来。经过激战后,部队分3路突围,刘志丹、曹士荣率一路;汪锋、杨琪率一路;我跟随王世泰、吴岱峰这一路。我当时负责红二团的军需供给,全军的钱财都驮在一个骡子身上。吴岱峰在前,我跟在后,刚走几步,一颗子弹把骡子打死了,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膝盖。跟随我的修械工人王定朝急忙扶我上山,走不多远,又一颗子弹打中我的腹部,肠子露了出来,王定朝赶紧用棉花、绷带给我缠上,又舍命把我背到山上的石洞里。这时敌人满山遍野,一片喊声。至此,红二十六军二团全被冲散,时间约在1933年7月间。

    因我负伤走不动,被敌团丁抓住,从农民那里拉了—个毛驴驮着,由王定朝扶着,送到民团团部。一个姓李的团总对我俩进行三查六问,我们按照事先商定的“是杨虎城部兵工厂工人”的假口供作了回答。团总就向站在一旁的二儿子李长虞说:“你把这两个工人送到你大哥李翰华那里去,叫他们修枪,将来可以发给路费,让他们回家。”民团驻地叫坝龙庙,团总的家就在对石山坡下的李家岭。从此,我和王定朝住在团总家里。一面养伤,一面修枪。过了两天,吴岱峰和高锦纯也来到这里,仍以修枪工人为名,征得团总长子的同意,和我们住在一块。几天后,他二人避过了敌人的搜索,先回陕甘边根据地去了。

    这时,刘志丹、王世泰、曹士荣等,还有董子文(他未参加南下,中共陕甘临时省委得知我们在南山受挫遇险,派其前来营救,住在李家蛤对面杏岗坪山上—个小庄子里。敌陕西绥靖公署的通缉令贴在我住的门前墙壁上,那上面写着:一是报告刘志丹下落者赏1000元;二是拿到首级者赏洋2000元;三是俘获归案者赏洋3000元。在这时,刘志丹派人送来3包子大烟土,要我替他卖了作路费。我们通过曾参加过渭华起义、后来加入民团的薛增平,将大烟卖了300多元,送给了刘志丹。

    此后,刘志丹他们买了货郎担子,化妆成行商小贩,一行4人(刘志丹、王世泰、黄子文、曹士英),担了货郎担,背上行李包,暗藏好3枝枪,4枝驳壳枪(内有吴岱峰,高锦纯两枝),在地方党协助下,出南山,走华县高塘塬,过赤水镇、沿成榆公路北上。经过陕北等地,绕道回到照金根据地。

    我在李团总家住了40多天,伤口基本好了,修枪的事也完了,准备离开这里。临行前,李团总给我们每人送了6两烟土作路费,我们化妆成农民,顺大路出南山,先到了1胃南县。在这里,我俩研究了两条回根据地的路线:一种是过临潼、高陵、淳化到照金,路虽近,但敌防守较严,路生又无熟人;另一种是经西安,顺西兰公路西行,绕道照金,路虽远,但较安全,加上王定朝在西安有亲属,便于掩护,而且我们在西安也会得到地下党的帮助,于是决定先去西安。

    由渭南到西安一路还算顺利,未遇到大的麻烦。到西安后,住在王定朝叔父(是个钉碗匠)家里。我和王定朝商量,在这里再联系一批修枪工人,一块到根据地去办兵工厂。没有几天,王定朝联系好了以惠子俊为首的15名工人。有了人我当然高兴,但如何把这一批人带到根据地,路费又怎样筹措成了棘手的问题。我决定赶陕找地下党组织想办法。

    有一天,我到骡马市一家饭馆与党的秘密联络人员接上了关系,他给了我68元,还有一封我们回根据地的介绍信。随后,我又到王家巷拜访了我的老师杜斌丞先生,他也给了我18元路费。在我们离开西安的前一天,在街道上还碰到南山失败被俘后在西安当号兵的康健民。我们交谈了后,决定一块回根据地去。

    大约在8月中旬,我们从西安出发,共18人,现能记起名字的有:王定朝、康健民、惠子俊、曹富贵、康天亢等。我化妆成学生,其余都是工人打扮,每人背着一个工具包,装着榔头、钳子等工具。事先约定:如果路上遇人盘问,就说去甘肃天水兵工厂做工的。我们18人分成3批,行进时拉开了距离,逶迤西行。沿途通过敌人许多关卡哨所,除了在永寿县监军镇被驻军盘查时,因康天亢带着一个军号号嘴,被敌拉去当了号兵,其余17人均未出问题。到彬县后,我们改变方向,朝北疾行。不久,就回到了根据地——照金;大约过了半个月,刘志丹也辗转陕北回到照金。康天亢也从敌军里开小差回来。还有在南山失败后失掉联络的红军战士也相继回来了。

    我们回到照金根据地后,又重整旗鼓干起来。首先,袭击了柳林镇。不久,又袭击了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,缴获枪械100多枝、棉花百余驮、布匹数百捆、缝衣机10余架、西药及医药器械多种,连耀县王泰吉兵变带来的药品,建立了一个小型医院,还成立了个小型修械所和被服厂。我们正在做过冬的准备工作时,敌人又来进行“围剿”,而且,这次敌人进攻的规模更大,并以1个旅的兵力,配合旬邑、淳化和耀县3个民团近万人,兵分6路合围照金苏区。这时,我们修械所的工人医务人员和被服厂女工全部武装起来。运输队炊事员和警卫排的人员也组织了起来,固守薛家寨。敌人万余兵力攻击我根据地,再加上对面龙家寨陈克敏(叛徒)早已勾结了小撮匪军作内应。当时,我主力红军又不在,北上打游击去了。由于受到敌人的偷袭,薛家寨失守了。这时,我们150多人从黑田峪的小路上突围出去。

    我们突围后,在北梁集合了100多人,休息了一天,乘敌后空虚,夜间袭击了柳林镇民团分团部,我们摸到敌人营房提了枪之后,敌人才发觉。随即我们又进攻了陈日春分团部。这样,连柳林镇共缴获步枪23枝。接着我们北上到衣食村、杨家店子、关门子、转角、石底子和黄蒿店子,沿子午岭一直往合水县东拓儿塬行进,去找刘志丹、王世泰率领的主力红军,正巧我主力军攻克了合水县获得了胜利。在此期间,我们向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报告了薛家寨根据地失落的经过。当时,刘志丹、王世泰指示,在带来的部队中要保密,不许外传薛家寨失守的消息。就在这里,刘志丹告诉我仍搞部队供给工作。

    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 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史出版社,1997年11月第1版 537—544

 

注:刘约三是刘志丹的堂弟,时任被缴枪的刘志丹部二支队党支部书记。

[①]根据刘约三《红二十六军与陕甘宁边区轮廓忆述》及1979年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)第 6辑刊登的《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及南下的失败》一文综合整理而成,标题是编者加的。刘约三,陕西志丹人,建国后曾任西北行政委员会农林局局长等职。

(本文转自:西北革命历史网,编辑/张月红)